中国古代为什么发展不出理论体系：读三体有感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不低，甚至在某些地方是超越西方的，例如《周髀算经》、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计算以及秦九昭的《数书九章》。真可谓是著述众多，但是麻烦在于中国并没有发展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逻辑学没有产生，没有规定范畴、概念、逻辑法则，没有所谓的严格推理。只有以物解物的实用方法。

也就说中国古代的数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一直脱离不了器术的层面，一直发展不出道。康德对这种科学的评价是：中国古代的人对于知识的建立并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能动性上的，只是一个等待自然降下经验的小学生^[1]。人们只是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总结经验，然后遇到困难想办法；总是被动的接收自然馈赠的知识，理性的作用仅仅只是用在问题的解决上，而不是去尝试发展一个发展一个体系，不是去建立一个猜想，然后到自然中去实证。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没有深入了解过这个方面的学术成果，但是最近，刘慈欣的《三体》^[2]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再《三体》第一部中，三体人所具有的科技无疑是降维打击的，而作者是如何描述这种原因的呢？是因为三体人所处的星球，常年处于乱纪元中，一朝不慎便落得个国家毁灭的下场。在这种情况下，三体人只能抓紧在恒纪元研究规律，以便用来预测乱纪元的发生。这种预测不能是经验知识，意见的，其必须上升至理论的高度，必须能够精准的预测恒纪元的持续时间和乱纪元的到来时间。当然，三体人并不是只有理论思维，他们也注重实践，毕竟他们的根本任务还是在乱纪元活下来，并且在恒纪元的短暂到来后，用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来发展科技来发展自身的文明。

如果我们稍微了解过一点欧洲大陆的历史，我们就会惊人的发现，欧洲的文明正是长期处于一种乱纪元，他们几乎没有一个大一统的时代。连年的战争，瘟疫便是欧洲古代到近现代文明的底色。遥远的古希腊城邦时代，西方的各个国家只是一个个小国，时刻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内部的外部的风险丛生。另一个典型就是，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后的古典古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开始。这一时期，欧洲陷入了长达数百年的政治分裂和军事冲突，各地的封建领主拥有极大的自治权，中央集权极度弱化。

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以及灭亡的风险就像一直悬在头顶的斩首之刃，迫使他们不得不向三体人一样思考，试图在乱纪元中找到一丝安宁和未来的希望。于是理论思维就从此产生。

对于中国，恰恰是春秋战国时期，才诞生了百家争鸣，那时候中国的理论体系算是初具雏形（不一定是理论体系）。这种苗头一直持续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政权之后。从那之后，中国大地上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的农耕文化算是彻底定型了，在这种恒纪元的氛围下，我们不需要发明能够超越经验的理论体系来掌控自然，不需要建立体系来防止自身的灭亡，由于完成了统一，地主们往往是获得了一片地便能在此世世代代的生活，唯一要做的便是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来抵御一些偶然发生的天灾人祸。哪怕是朝代更迭，也只是一个中央集权代替了另一个中央集权，理论思维产生的土壤往往是刚刚产生便被消灭。

可以说，西方的连年纷乱，是祸也是福。中国的自然农耕中央集权的经济相对于西方来讲是福亦是祸。西方的连年纷乱所导致的理论体系的倾向为日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中国的自然经济所导致的理论土壤的缺失也为日后的屈辱近代史埋下了祸根。乱纪元不一定是坏的，恒纪元也不一定是好的，居安思危才是迫使文明水平得到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刘慈欣先生对于乱纪元和恒纪元的描写从而引申出的关于文明盛衰行为的哲思之深度再次令我叹为观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