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的矛盾与意义
不论是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还是中世纪的经院哲学都有几个可以被怀疑的前提,比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巨匠的存在性。又如旧唯物主义相信的思维的逻辑是对外部事物自身逻辑的反应,即客观思维与客观实在的一致性。数学与之大为不同,特别是几何学,其公理都是不证自明的。例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怀疑的(我们暂且不讨论超越那个时代的数学成就)。于是,这种公理思想就促使笛卡尔创造了他的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根本就是在于找到几条不可怀疑的,自明的公理。
我们都知道,笛卡尔的努力成功了,这条公理就是“我思故我在”。即,我在怀疑这件事是不可怀疑的。也就说,我的思考,我的判断是不可怀疑。既然是“我”在思,那么“我”就在了。但是问题同样接踵而至,那个我究竟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者会有这样的看法:我是物质的我吗?这个问题也就是在问,我作为一个物质主体,思是这个物质的一种状态吗?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思,即一种判断,一定是有真与假,是与非的。然而物质的状态确没有这种特质,作为独立于人的客观实在,物质以及物质的状态,属性无所谓真与假,善与恶。所以,那个行判断者,即“我”这个主体,就不会是物质的。
教科书体系者或有这种疑问:我是意识的我吗?即这个“我”是否是心理学的对象,是那个有欲望、感觉等主观感受的我。显然不是。有意识的生物不一定能思,不一定能够行判断。提出这类问题的读者,显然是混淆了意识与思维的概念。比如说,动物看到食物有饮食的欲望,但是他们既没有“我”这个概念也不会对吃这件事进行判断、思考,动物是没有主体性的,动物的意识只是动物作为物质的一种状态。
核心在于,那个“我”意识到了自己的主体性,是“我”在吃饭,是“我”在感觉,是“我”在行动,以上种种都是一种判断。故而,在笛卡尔的学说中,我的唯一属性就是思维,就是精神。思维、精神的主体就是我。我们借用笛卡尔的话来进一步说明:
严格的说,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一个理性。
虽然反驳了两种主流疑问,澄清了“我”的性质,但是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到底是什么,那个承载了思维、精神的我到底是什么?事实上,笛卡尔也为这个问题苦恼。在传统的本体论学说中,客观思维是可以规定感性事物的。但是这个“我”似乎,除了思,什么也做不到。这个世界里只有我在孤芳自赏。与任何客观实在,感性事物都无关。
然而哲学却不能只停留在“我思故我在”这条第一性原理上,必须要走下去,走出自我,突破局限。于是,笛卡尔又重新引入了那个已经被抛弃的上帝。要想得到“上帝”的帮助,就得先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笛卡尔引入安瑟伦大主教对于上帝存在的证明。我既然怀疑,那么就说明我是不完满的,我是有局限的,我是不能确认某事存在的。并且,我之所以能够意识到不完满,是因为我心中有一个完美的观念存在,而这个完美的观念的来源就是上帝。是完满的上帝把完满的观念放入我的心中。
当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之后,这个完满的上帝就可以发挥作用,来重新建构真实的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客观世界,也即物质世界与精神没有旧唯物唯心主义的那种本质矛盾,两种世界都是出自上帝,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两者独立,相互不影响。物质世界的本质属性就是广延,遵循自然规律,精神世界的本质属性是思维,是主体性的。
但是一个矛盾被修复之后,新矛盾又出现了。实践经验告诉人们,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是会相互影响的。例如,我受伤是物质世界的事实,但是这个物质世界的事实,是导致精神世界作出判断,我很痛苦,是“我”受伤了的判断。物质世界可能作为因影响精神世界。同样,人也可以利用劳动将精神倾注于物质世界中,进行改造。例如,艺术作品的创造。
笛卡尔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又要打补丁。他又提出了“身心交感说”,提出了以松果腺作为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桥梁。但是,松果腺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假如是物质,那么物质无思维,如何沟通精神世界;如果是精神,那么精神无广延,如果沟通物质世界?故而,笛卡尔的学说也因此陷入了自相矛盾的泥潭。后世也有人创建了“偶因说”为其打补丁,认为物质世界与精神的世界的相互影响本来不存在,是上帝之手起的作用。例如,我物质世界受伤了,是上帝让精神世界的我作了判断。上帝就像是一个全能工具人,每当理论遇到了困难,就被拿出来缝缝补补。虽然以现代的视角看未免过于滑稽,但是在那个时代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理论并不完美,但是其在西方历史上的意义却是非同凡响的。笛卡尔第一次把位于彼岸的客观思维拉到人心中,使得真理对于每个人而言,不再是等待颁布的法典,而是我思的结果,是自己探索的结果,是每个人理性的结果。
以柏拉图为例,在他的理念论中,感性的经验的世界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人的现实思维的过程是对理念世界的回忆。也就是说,柏拉图学说忽视了感性经验世界的创造过程,忽略了 to be 的过程。这就使得柏拉图不得不借助一个巨匠以理念世界为原型,完成感性经验世界的构建。感性经验世界因为分有了理念,所以成为了一种半存在,人们于是可以通过客观思维去回忆理念世界中的真正的存在。
柏拉图捏造的巨匠,就是我上文中所说的真理的颁布者。真理是现成的,与人无关。故而,这种思想也是欧洲中世纪混乱的根源之一,“在真理与现实的关系中放逐了人本身。”[1] 而笛卡尔的出现,使人的理性成为了真理的来源。这毫无疑问是革命性的成果。
王德峰:《哲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年,p71 ↩︎